从前,我对台湾的认识停留在典型的游客印象,人友善、食物好吃、文化丰富多样。一场”车祸“的经历,让我意外地感受到游客较难接触到的部分。

那是两年前在台东,我租了电动单车准备去森林公园骑行。因为在东京街头有骑这种车的经验,车子还未熟悉我就上了一座拱桥。不料,下坡的路又长又陡,我拼命地刹车但阻止不了狂飙的速度……

“小姐,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

“……”

“小姐,你最后记得的是什么?”

“骑车……”

“啊?不好耶,感觉她昏迷好久的样子,要先照CT才知道脑震荡的程度……”

声音慢慢地减弱,渐渐地消失,我又陷入了昏迷。

再次恢复意识已是躺在医院的病床。头很痛,身上一些地方包上了纱布,白色的棉质短袖也破了一块。闻到被子上洗衣粉的淡淡香气,我说“这个医院还挺好的。” 虽然没想到清醒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对医院的评价,旁边忧心忡忡的老公还是松了口气,询问我是否记得怎么来到这里,可惜我的记忆只停留在刹车的那刻。

所幸检查的结果是轻微脑震荡,但要在医院观察到晚上。这时候,租车店的老板阿修来了,他把中午租车的钱全部退回给了我们。见到我说空调很冷,他向护士小姐借来刚烘好的棉被帮我盖上,然后就离开了。不一会,我见到了舅舅舅妈,“是阿修把我们接过来的,真是个好人哪。”

打了止痛针的我暂时忘记了头痛,在环岛途中白白浪费了一天心有不甘,于是我在去洗手间的路上顺便参观了午夜的医院。无障碍洗手间很贴心地准备了马桶盖消毒液,连锁的便利店24小时营业,走廊里挂着病人画的黄色向日葵。舅妈告诉我这是个基督教会创办的医院,“阿修告诉我的,说是很大的医院让我们放心。”明明刚刚才认识,舅妈一副跟他很熟的样子。这里没有刺鼻的消毒水味道,被柔软干净的棉被包裹着,我感到放松和安心,想起马家辉的一本书——《死在这里也不错》。

那个夜晚,出院之前,有两个陌生人来探望我。除了再次来询问我情况的阿修之外,还有一个消防局的救护人员。他又送了一个车祸伤者来,顺便看一下之前送来的我。

我努力寻找”失去的记忆“,让老公的讲述帮我填补这一个小时的空白。回到”案发现场“,骑车在前的他,下了桥在树荫下迟迟等不到我,顿感不妙,折返回去,只见我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身边有两个女生包围着我,正在打电话call救护车。夏日午后的地面被太阳烧得炽热,老公把我的头扶起来,两个女生为我撑起遮阳伞。当时的我有些抽搐,七八个路人驻足围了过来,有人帮忙捡起散落在路上的钱包和袋子,有人把倒在路上电动单车扶起,有人主动打了车筐上的电话联系租车店,有人提出可以帮忙把车还回去。救护车在五分钟后赶到了,我被抬上车,路人在老公的感激中离去。

还有其他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出院前缴费,开诊断证明需要入台证,护士小姐建议老公回民宿取,“明天再来开证明又要缴一次挂号费,而且你们是陆客没有健保。”她还帮忙打电话给计程车司机:“我跟你讲,他们是陆客,要回去取证件!你要载他去,再载他回医院!”这位小姐讲话很凶又很热心。还有那位计程车大哥,在车里等老公上楼取证件的时候,车费都还没付给他。

这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对生命的态度是尊重和珍视的。救护车的速度很快,而且是消防局提供的免费服务。医院的软硬实力很强,没有大陆公立医院的官僚作风也没有香港私立医院的商业气息,就是一个专业的救死扶伤的地方。看到伤者,人们不会漠然,也不会避开,会很自然地提供帮助和给与关怀……

这场车祸留给我一些仍未褪去的疤痕,也留下我与台湾更深的羁绊。对那间医院,对帮助过我的陌生人,我有种莫名的情感。因此才有了后来多次的“植牙之旅”,这种羁绊也越来越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