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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习近平于2013年执掌中共国之时，没有人怀疑21世纪将是中共国的世纪。那时中共国正沿着史上从未有过的上升轨迹行进，其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也毋庸置疑。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基本上对这种从西方向东方的权力和平转换表示欢迎。但是目前，一切都已改变，这种种变化几乎都能追根溯源到习近平自身。

习近平及其追随者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从汉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轨迹。在汉民族主义的思想框架下，自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国开始崛起，让中国人享受到了好处，这不仅仅是改革和治理方面的胜利，还是一种“复仇”。中共国的成功报了两个世纪以来的“耻辱”之仇，中共国才是领导世界的正义之国，而汉族人在西方国家的手中深受苦难。

因此，中共国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体系中打赢全球地缘政治之战还不够，因为它在习上位前的三十年中已经做得很成功了。现在的中共国必须“耀武扬威”。一开始，它还是满怀善意的：在“一带一路”计划中，中共国承诺建造贸易基础设施以满足下个世纪的欧亚贸易需求。这个计划总的来说其实是个好主意，可能会给中共国和西欧之间沿线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好处。但是仅仅几年之后，“一带一路”就退化成了“债务外交”这种粗野傲慢的机制，让人想起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行径，还附带中共国提出的租借领土的要求。

与此同时，100多万维吾尔人继续被关押在新疆的洗脑集中营中，他们的“罪行“不过是“非汉族人”。此外，香港因为恪守“一国两制”而遭到打压，而“一国两制”是1997年英国同意将香港主权交给北京时作出的承诺。还有台湾，因为不顾一切地捍卫自己而被中共国威胁要“留岛不留人”。除此之外，包括规模最大的跨国企业在内，所有在中共国经营的企业都遭受了无休止的强制审查；北京持续在南中国海强力推行军事扩张；与美国的贸易战也持续不停。以上只是中共国不受欢迎的“耀武扬威”行为在其他方面的几个例子。

上述事例中亟需关注的重点就是，它们都源自于习近平本人所持有的“汉族优越主义”理念，并且它们都有损，并且也提前制止了中共国原本无可避免成为全球霸主的崛起过程。

回到2013年，面对中共国崛起的历史趋势，只有最死硬顽固的大西洋主义者才对此充满敌意。许多欧洲人对这个趋势感觉轻松平静，东南亚国家表示不安但也作出退让，就连美国都奥巴马政府都对这个未来趋势表示理解并接受，其主要关注点在于确保这种权力转换是和平的，并且在此转换过程中保护美国的利益。

反观今日，只要是与中共国打交道的每一个人，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全球其他国家政府，再到各企业、各非政府组织，甚至世界各国的普通民众，都对中共国的侵扰和“耀武扬威”表示出焦虑和敌意。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北京一直以来对于其世界地位的认识“极其不成熟”，还有就是习近平本身（包括他本人和他给中共党员的指导方向，如通过“习近平思想”），在对待国际问题时采取的方法就是“强权即公理”以及“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丝毫没有任何外交考量，也没有远见卓识。

接着便是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尽管2002年初始的SARS疫情爆发始于中共国，那时中共当局的错误应对也糟糕透顶，但是那场疫情绝没有像如今这场一样传遍全世界，因为在2002年北京成功地与世卫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在爆发初期便将其压制住，限制了疫情传播。与之相反，习近平政府对这次的疫情在全球大蔓延要承担极大责任，因为他们在疫情爆发最初的几周竟然设法掩盖这种病毒的出现，它更关注的是控制公众舆论和公关，而不是其公民的健康状况。

所有这些事件是否足以令中共国在本世纪的崛起之路上完全翻车，目前就下定论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说全世界其他国家肯定都不再期待中共国崛起，这就会导致事态发展的推动力放缓。这些都是习近平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应对造成的。因此在历史上，很有可能习进平不会被认定为引领中国伟大复兴的人（这是他极力想要留下的历史定位），而是成为如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那样的人。威廉二世并未耐心等待其帝国本无可避免的胜利，他急不可耐、咄咄逼人地想要掐住别国的脖子让他们接受普鲁士的胜利，结果在这个加速过程中，整个国家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