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凌于深渊 發起的本次活動,以及對我的邀請。不過很抱歉,拖延癥患者的我記錯了截止時間,直到今天才整理完我的文章。沒關係,我依然在此把我的想法分享出來,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不時會想起某一個晚上淋雨的經歷,那還是我做完家教的一個晚上。走到半路,豆子大的雨便落了下來。我不想再多花錢去商店買一把傘,便花兩毛錢買了塑料袋,套上了我的書和手機,朝雨中走。

在那之前,我用暴力“馴服”了一個“壞學生”。

我所做家教的地方,是一個培訓中心。中心負責的老師是一位年輕的L老師,她下面還有其他幾位老師。這裡的培訓內容分為兩塊,一是少兒英語培訓,上課主要放在學生放學後,或者週末;再就是托管,這方面的工作很簡單,輔導放學的孩子做完家庭作業即可,所以對老師無特別的要求,因而承擔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一些兼職做家教的大學生。

我帶的孩子從四年級到六年級,差不多有十多個,他們每天下午五點半下課後,由L老師接到輔導中心寫作業。為了匹配他們的時間,我六點鐘下課後,顧不上吃飯,便會騎著自行車去工作的地方。和那些孩子們一樣,我也有一個專屬的課桌,他們寫作業的時候,我可以看看自己的書。

之所以他們寫作業的時候,我也要在那裡守著,是因為小孩子們實在是太鬧騰了。起初,我並沒有在他們中豎立權威,所以有的人會寫著寫著就和旁邊的人講話,有的會寫了幾筆跑到院子裡玩玩具。有時候也會問到辣條的味道,才發現某個小孩已經“偷偷摸摸”的吃著課桌裡的辣條,好久了。

尤其是一個藏族的小孩子,叫巴桑,他雖讀四年級,可是皮得很。他個子較同齡人高,顯瘦,皮膚黑黑的。他的衣服經常是髒髒的,除了泥土色的污垢外,還會沾一些墨水。他是多動症的典型,每次作業寫了幾個字,就扭著頭看其他人做什麼,或者遞一張紙條,或者乾脆出去玩一會。所以有時候,他是被我幾乎拽到課桌旁的。後面實在沒辦法了,我就立了規矩:以後凡是作業沒做完亂跑的,我就打手心。

有一次,巴桑寫作業的時候吃辣條,我說了他幾句,他就發脾氣跑到外面去了。我和L老師喊了幾遍叫他去寫作業,每次他回到了座位上,一眨眼的功夫,就又跑出去了。氣急之下,我把他叫了過來,狠狠的用直尺打了他的手背。

心中蓄積的憤怒總算釋放,我也鬆了一口氣。他卻眼淚掉了下來,手背黑裡透紅。

那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做的太過分了。

是的啊,我其實從沒和他真正交流過,我並不清楚他那一段時間在想什麼。他是學校裡受了委屈不想寫作業,還是作業太難了沒有信心,還是他吃東西時我說他的語言不對?我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強迫他去做我以為的“本該做的事情”,我強迫他的行為符合我所設定的秩序。一旦他不服從,我就從語言上,轉為武力的方式解決問題。我知道,後面哪怕他坐下來寫作業了,他心裡也是不服從的。

後面我給他道了歉,同時也給他買了一些棒棒糖和餅乾。欣喜的是,他對那件事並沒有放在心上。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那時候的自己是醜陋的。我不僅將自己的憤怒以暴力的形式體現,也沒有和比自己小很多的巴桑建立平等的對話關係。

我的初中時代是充滿著暴力馴服的。因為我們班是重點班,老師的學生不少,所以組班之後,班主任根本管不了調皮的學生,也不敢管。後面來了新的班主任,個子不高,長得敦實,脾氣了得。一段時間,班上幾乎所有的人(包括部分女生),都被我們老師打過。我這樣的“乖學生”也不例外。

我清楚的記得,某一個早晨,班主任把我們幾個學生叫到教室後面,一番訓斥。起因是前面某一天我們衛生沒做好,學校扣班級分了。接著,他拿來竹鞭(竹根做的,成人食指粗細,韌性極好),叫我們攤開手背,一個個的打。輪到我的時候,我害怕的已經腦子一片空白,隨後便是感到一陣陣穿到脊背的疼,眼前一片黑乃至幾乎站不穩。後面我才知道,那天挨打的時候,低血糖發了。

所以說,很奇怪,有時候我們曾經反感或者抗拒的方式,等到後面,我們竟然會採取幾乎相似的方式,施加在其他人身上。被施暴者,後面成為了施暴者。我們也說,制度的被迫害者,後來成為了制度的維護者。這種情況,當然不是個人或某個團體決定的,而是一種社會大環境、文化所決定的。

在我們的文化屬性裡,本來就強調了一種基於身份權力差別的服從關係,並且這種服從常常是與價值判斷連在一起的。比如說,孩子不服從父母,不遵從父母的意願,就會被認為是“不聽話”,甚至放大了說是——不孝;晚輩不服從長輩,就會被認為是不尊不敬;學生不服從老師,會被冠以叛逆、不聽話、壞孩子等標籤。

那麼,對待這種所謂的“壞的典型”,溝通以及說理不起作用時(甚至多數情況沒有溝通),採取暴力解決問題,以回歸“好的秩序”,甚至努力將“壞的典型”變為“好的典型”,就似乎能得到道德上的承認,符合一種“結果正義”。

不過,這種方式常常會忽略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雙方巨大的權力、地位不對等下,強勢一方所設定的規則,往往沒有弱勢一方的參與。那麼,這邊所謂的規則、秩序就是單邊的,就是“不平等條約”。這經常會導致弱勢的被迫服從,導致一方尊嚴受到傷害。同時,缺少對話,強勢一方往往也很難發現規則本身不合理之處,也喪失了一定的糾錯能力。

真心希望,在我們的教育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中,大家都能積極營造一種基於人格平等的溝通環境,強勢的一方不應該用暴力切斷了理解,而應該給弱勢的一方以充分表達觀點的機會。

2020-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