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出台，令危機處處的香港政治經濟與文化社會局勢，更添陰霾。與此同時，受壓於政府的考評局，決定取消文憑試歷史科的試題，這個史無前例的做法，將對香港的教育制度帶來深遠的影響。官方論述雖然不斷強調只會涉及「一小撮人士」，但國安法劍指的，恐怕是「反送中」運動所催生的社會自我保衛力量；而取消試題所針對的，則是被視作全面管治的絆腳石的民間專業。


儘管政治干預的痕迹路人皆見，但政權當局仍然祭出「教育專業」為其粗暴的決定護航。作為民間社會其中一員的教育工作者，如果不想背上「讓教育專業蒙羞」的罪名，恐怕需要認真地響應當局的「呼籲」，徹底「反思教育的使命」，並堅持用「教育」的視角，檢視極權臨近下社會自我保衛的發展和局限。

教育是為了新生

如何「反思教育的使命」？以「教育」為名的「當局」，念茲在茲的是要「加強學生正確認識歷史」，採取的措施包括DQ（取消）政治不正確的試題、「規定」所有初中學生一定要修讀中國歷史科。而什麼是「正確」、應如何「規定」，自然是由管控「當局」的在位者所決定。對這些孕育自舊世界、正進入「收成期」的掌權者來說，教育的唯一使命，大概只剩下為下一代提供一些已成陳腔濫調的知識，或帶偏見的價值觀，把他們框限於一個自我封閉、毫無新意的單聲道世界。


然而，阿倫特（Hannah Arendt）提醒我們：「每一代新人進入一個舊世界，正是人類境况的本質，從而為新一代人準備一個新世界的做法，只能意味着企圖從新來者手裏剝奪他們為自己創新的機會。」（《過去與未來之間》：頁166）與「當局」將教育矮化為灌輸既有的成規習見相反，阿倫特認為，「教育的本質是從無到有的創新能力，也就是人類誕生於世間的事實」（"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s natality, the fact that human beings are born into the world"）。新生降臨世上，意味着為舊世界增添了新元素，也意味着開啟了重新創造事物的潛能，既存的世界因生命的誕生而得以持續更新。循此角度，「教育的使命」，只能是協助新生投入並創造新的開端（initium），一個在本質上是獨一無二和難以預料結局的開端。

事實上，1997年後政府推動的教改，也提出了一些「當局」不甚了了，但卻與上述的教育本質契合的關鍵詞，例如「獨立探究」、「自主學習」和「創造力」。如果孕育從無到有的創新能力才是「教育的使命」，那麼「教育專業」需要做的，自然是促進而非遏抑新生的獨立、自主和創意，這大概也是「教師作為促導者」（teacher as facilitator）的真正意思。取消「政治不正確」的試題，完全不容許新生代在「當局」基於政治考量而選定的議題上發揮「創造力」，進行「獨立探究」、「自主學習」，這才是真正的「讓教育專業蒙羞」。

當舊世界碰上新問題

從上述的教育專業角度回看，去年初夏展開的反送中運動，衝擊了社會上既有的常識和認知，也超出了不少人過去的視界和經驗，確實有點像阿倫特所描述的新生開端——獨一無二同時又不可預知其最終的結局。運動迫使我們直面社會危機，要求我們跳出過去的陳規舊習、假象偏見，用自己的直接判斷，回應最根本的問題。在面對新的開端時，假若仍然固守既有的陳腔濫調或現成的判斷，不僅浪費了一次絕處逢生的機會，更有可能令變局發展為災難（《過去與未來之間》：頁164）。

延續超過一年的反修例運動，於認知、價值和技能上，均超越了自1980年代開始的香港當代民主運動，包括2014年的傘運。在認知的層次上，新生社會運動提出了「如水」、「攬炒」、「兄弟爬山」、「和勇不分」、「黃色經濟」等新概念和想像，跳出了過去民主運動的視野和框限；價值方面，透過街頭抗爭、民間組織、文宣創作，有力地挑戰了物慾掛帥的「中環價值」，彰顯了相互支援、自我犧牲、勇毅柔韌等價值信念和抗爭美學；於技能（或抗爭策略）層次，除了廣泛應用連登及Telegram等社交媒體，運動也脫離或創意地改造了過去的遊行示威、集會靜坐、社區放眏、唱歌快閃等劇目，發展出「連儂牆」遍地開花、眾籌各地登報、晚上屋苑吶喊、學生市民人鏈，以至於備受爭議的堵路、「起底」、「私了」、「裝修」、「火魔法」等抗爭手段。

儘管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於認知、價值和技能方面，均向舊世界提出了各種新的問題，同時展現了新的行動形式和認知想像，但如果用以回應新問題的答案、行動和想像，仍然擺脫不了舊世界的框架，或急促而缺乏反思地承襲過去社會的既有判斷，新的開端也是難以啟動的。

社會運動曠日持久，要維持不斷的創新能力和勇氣，並不容易，尤其是在局面短期難以打開、政警暴力愈來愈嚴重的壓力下。在這樣令人窒息的社會脈絡中，產生急促走出困局的想法或要求，自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但卻有可能陷入從舊世界的現成判斷中祈求快速的答案（quick fix）的危險。

教育使命，或對新生孩子的愛

在極權臨近、全面管治的社會脈絡下，繼續依書直說，向新生代灌輸當局或教師認為是「正確」的知識，或舊世界的成規習見、既有判斷，恐怕都是弊多於利，離教育的本質愈來愈遠。當年輕學生被捕被告成為日常，協助學生和家長尋找法律、心理等支援，恐怕也是一種「教育工作」；當政權干預考評課程教材和師生政見言論愈來愈明目張膽，直面政治、擇善固執、守護真相大抵亦成為教育工作者的「專業」。

新生的社會運動衝擊了形式和內容單一的「教育工作」、「教師專業」等想像，為舊世界帶來了新的元素，將既有的封閉答案轉化為開放的問題，提供一次走出陳規、超越習見、回到根本、重探初心的機會，一個創造新的開端的機會。

在極權邏輯擴散、大量民眾覺醒的新社會脈絡下，民間社會自我保衛的根本任務，在於抗拒破壞社群互信、令個體孤單地面對專政的原子化過程，也在於投入守護真相、抵制謊言的「共業」。作為民間社會其中一員的「教育專業」，或許可以在這情勢下，為以促進新世界的誕生為任的「教育工作」重新定位。

在這新舊交替、若明若暗的時刻，重溫阿倫特有關教育工作者需要連結新舊世界的提示，應有助我們認真地「反思教育的使命」、避免「讓教育專業蒙羞」。她指出，不斷有新的、年輕的生命加入舊社會，並參與它的重建，才能避免這世界的毁滅。相反，如果我們毫不批判地接受各種既有的成規習見、「正確答案」，極力維持現狀，迴避介入、改造和創新，我們身處的世界，將無可避免地要遭受時間的侵蝕，最終步向毁滅。

「我們的希望總是……繫於每一代人帶來的新事物」，熱愛這個世界的阿倫特如是說。真正關心教育和希望守護我們的社會的民間力量，恐怕需要認真地思考和回應她向教育專業所提出的任務：「教育同時也是要我們決定，我們對我們孩子的愛是否足以讓我們不把他們排斥在我們的世界之外，是否要讓他們自行做出決定，也就是說，不從他們手裏奪走他們推陳出新、開創我們從未遇見過的事業的機會，並提前為他們重建一個共同世界的任務做準備。」（《過去與未來之間》：頁182）

原文刊在《明報》 2020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