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们要讲的历史决定论上，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决定论的几个关键的想法是怎么把它所有的信徒导向“无事可做”的结论的——但波普尔会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而且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说法自身就有着矛盾，而之所以有人受到其蒙骗，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套渴望掩盖在这矛盾之上的胡扯。

 

一、宏大的社会蓝图的实践，以及实践带给我们的知识

在整体主义的乌托邦工程下，一个特别广泛存在的游戏是：判断能想到的一切东西，看看它们是不是可以被放在这个乌托邦工程的宏大的社会蓝图中。

乌托邦工程的鼓吹者当然会倾向于把一切都放进来，因为这可以显得这个蓝图越加宏大，而与之相比，个人能规划的东西就越少，所以个人能做的事情就越少，他需要别人来为他做的事情就越多——有的时候甚至会让他完全无事可做。那么由谁来规划这个宏大蓝图，为其前进掌舵呢？你出门去绕着你们村走两圈就知道了。

一种更诱人的说法会在这个归类游戏的过程中出现，成为乌托邦工程推进者的有力理由：我们正在推进的整体、全面、深化的社会工程，能给我们带来一套有关这个社会的、整体的、全面的、深化的知识和经验，这种知识和经验是一种最深、最根本、最“革命”的知识，谁理解掌握了它，就可以对社会做出最全面、深化、根本的改变——而这样的知识要怎么获得呢？就要进行我们推进的整体的社会工程。

当然他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xxx在过去的历史里已经充分地进行了这种整体的社会工程，而且（如他们所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他们现在就有了这样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他——事实上还是在向你证明：你就应该无事可做。

而当我们已经在上一篇笔记里说过：“整体”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任何的研究、实验、工程、总结方法都会受其视角的限制，在这里他们言之凿凿的“整体知识”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这些知识真的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科学地”得出的，从而具有普适的特性吗？

 

1. 我们的知识从何而来

其实这一点我已经在上一篇笔记里的第一大节《什么是“科学的”》里面说过了。

我们的知识，无论是在科学理论出现以前的，还是出现以后的，首先都来自于当人在做事时观察到的某种规律性，在反复的实验和思考之上总结出的规律性。

这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人在做事时观察到的”，也就是说，人很少会毫无目的地总结规律，尤其是在物理学和社会学的领域，人要是想从这里总结出知识，其背后一定会有推动他这么做的目的。

而在目的推动的知识体系中，所有的知识都不过是尚未被证伪的假设，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有可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最好对所有的知识都有一种警惕，并通过不断的新的实验发现原来的知识中的纰漏之处，推动知识向着更完善的地步前进。

而这种实验当然是一个逐步的、从细小之处开始改变的过程——从来不会因为出现了错误，我们就能说：这个理论因此彻底地走不通、需要彻底改变，而我们要重新找一个理论出来——我甚至都认为当人这么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逃避承担这个错误的责任，而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他提出的新的理论中去。就像波普尔在书里尖锐地提出来的：

对于渐进技术师或工程师来说，这些观点意味着：如果他希望在社会和政法的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那么，最必要的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认识到做尝试和犯错误都是免不了的。他不仅必须学会预料到会出错，而且必须有意识地去寻找错误之所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认一贯正确的违反科学的弱点，而这个弱点似乎在职业的或业余的政治家当中尤其普遍。然而，在政治学中应用某种科学方法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认定，有政治运动就会有缺点，就会出现不希望有的结果。警惕这些错误，找出它们，把它们公开出来，进行分析，并从这些错误中学习，这是一个有科学眼光的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所必须做的。政治学中的科学方法意味着那种确信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无视错误，掩饰错误，或把错误归罪于人的伟大艺术让位给另一种更伟大的艺术——为错误承担责任，力图从错误中学习并应用这一知识避免将来犯错误。

 

2. 我们能从“整体的”错误中学习吗？

整体主义的乌托邦工程也许很快就会接受在上面讲的“科学的”研究、实验方法，并拿过来套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他们会宣称自己推行的整体主义的社会工程也具有“知错能改”的优良的科学性——他们还会大力宣传自己在改正错误，推进工程上下的功夫之大，决心之深，视野之广、效率之高（哈哈）。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什么在整体工程的错误中改正错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以及为什么如果非改不可，我们就会见到这群整体主义者们做出这样的宣传。

我们从波普尔在书中的这一个论断开始。

我们的主要论点很简单，这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批判的态度确实非常困难，而我们对自己所采取的涉及许多人的生命的行动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必定几乎不可能。换句话说，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

整体主义的乌托邦工程师对社会的想法是：要有整体的实验、工程，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社会工程”；而从真正的“社会工程”中，我们才能获得“整体的社会知识”；这种知识还应该具有科学的特性，它可以通过错误进行修正和改进，但是在整体的视角之下，只有整体的错误才足以推进知识的修正，“个别、独立”的错误只是一个特例罢了，代表不了“整体”。

如果你经常接触这群“工程师”们的这样的论述（当然你在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接触一点新闻，就马上能碰到这样的论述），你应该可以注意到，如果对他们的话进行横向对比，你会发现他们一直在强调的“整体”其实是一个十分没有实质的词，它所指示的那个东西在不断地便来变去，时而是“x国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时而是“x国的教育体系”，时而又指某种“中央和地方的复杂关系”。 **从来没有人能“整体地”谈谈这个“整体”是啥，当他们真的开始谈的时候，又只能回到一个一点也不整体的具体东西上。

在波普尔的论述里，他也说明了：在“整体的”错误中找出导致这个错误的措施，并形成某种知识，是不可能的。

既然在一个时期里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一种措施应对某一个结果负责，或者更确切他说，假使我们把某一特定结果归因于某一特定的措施，我们也只能以从前所取得的某种理论知识为根据，而不能从该整体主义实验中知道。这种实验不能帮助我们把特定的结果归因于特定的措施；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总的结果”归因于它。

我们会发现，如同整体主义十分渴望取得的那种整体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一样，在这种描述里把错误归因到一个具体措施上也是不可能的，从而也几乎没什么可能从这种错误的归因上获得什么知识——唯一有可能做到的归因就是：“这件事整个的都是错误的”。

这里并没有任何新知识，归因的理论依据也只不过是从前的某个理论，而不是从这个“整体的”社会工程里得出的仍和“整体的知识”。而且到这里，整体主义者唯一能想到的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全部毁灭，彻底重来”——这就是这套整体主义说辞能给人带来的这种毁灭性的倾向，也就是我在这篇笔记的最开始的那段文字所描述的“矛盾的、却无事可做的、并渴望一场毁灭来逃离受到倾轧的状态”。

波普尔还说了一个“从整体的社会工程中提炼整体的知识”为何不可能的原因，这是从道德层面上说的，因而显得没有那么具有逻辑性(并不是说没有逻辑性就不好，各位可以自行感受一下以下的两个引用文段和上一个文段哪一个读起来能更让你觉得“和你有关系”）：

即使尽最大的努力对这些结果提出结构完善的、独立的批判性陈述，也不能证明能够成立。况且，进行这种努力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整体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自由讨论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原因是实施极大规模计划的尝试是一件使许多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总会出现反对和抱怨的倾向。对于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只好充耳不闻。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断地压制合理的批评。光是对不满言论进行限制这个事实，就会使最热烈的满意言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这就很难确认各个公民对这个计划如何反应等事实，而没有这些事实，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批评。
然而，把整体主义计划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的困难难，比我们迄今所表明的还要严重得多。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其结果，它必然毁掉知识；权力越大，知识的损失也越大。

 

3.一种现代的盲信

整体主义的乌托邦工程会带来一种盲信——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各位就已经知道这是在说什么了。

整体主义的推崇者会相信他们的乌托邦工程师的“绝对的权威计划”是仁慈的、是功利上“善良”的。他们非常喜欢把这种权威的计划与“为一种终极的‘善’而奋斗”做一种表述上的勾连——这里的“终极的善”当然是在指他们的语境里那一切的“好东西”，比如xx主义，财富，平等······

但这还是那个“说不出来”的问题，当他们在说他们正在为“终极的善”而奋斗的时候，其实他们完全没有说出他们在干什么、将要干什么，而如果他们一定要具体地说出来，他们也只能具体地指向一件具体的事——而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再说“我们在为那个终极的善而奋斗了”。

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当一个集体，无论是小到一个公司，还是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当他们开始宣扬“为一个更好的xxx而奋斗”而对已有积弊的改正闭口不提的时候，绝对是它要开始在某一个方面压榨人，或者要求个人做出让步的时候。那个“更好的xxx”绝对是一个十分模糊，因而无所指，或仅仅指向一种及其宽泛的“好”的东西，而这就是整体主义能给人的说辞；但说到“克服迫切的弊病”，这就需要进行详细的归因，逐步的改进——这就是渐进的方法的领域。就像波普尔说的：

我不相信能对渐进方法提出适当批评。这个方法尤其可以用来找寻和克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社会弊病，但不是去寻求某种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这是整体主义所要做的）。采取有步骤的措施来反对某些错事，反对不公正或剥削等具体情况，反对可以避免的苦难（例如贫困和失业），与试图实现一个遥远的理想社会蓝图截然不同。成功或失败的鉴定是比较容易的，没有内在的理由说这种方法会导致权力集中和压制批评。反对具体的错误和具体的危险比起力图实现计划者认为十分理想的乌托邦来，更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许能够说明如下事实：在反侵略的民主国家里，必要的长远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带有整体主义计划的性质），会获得充分的支持，而无需压制公众的批评，然而，在准备发动进攻或侵略战争的国家里，公众的批评总是受到压制，甚至为了动员公众的支持，硬把侵略说成自卫。

这么说之后不知道各位是否能感到一丝丝因恐惧而来的凉意，整体主义的说辞说到底不仅仅是说辞，尽管它总是用精密的各种说辞组成一个精美，便携的包装盒，但是盒中无物；这种无物逐渐地说服你：你无事可做，并逐渐让你意识到：或许只有极端才是唯一的出路，任何中间层面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

但无论整体主义的说辞如何的隐藏在中间层面的渐进改变的选项，本该存在的东西依旧会在那。即使是整体主义的社会工程，当他们真正的实行时，也依旧要回到实际的，渐进的改进中，找到具体的错误，获得具体的知识。

所以即使我们已经难以找到合适的言辞以言说所谓的“中间层面的渐进做法”，但因为它依旧在那里，它依旧支撑着我们的实际生活，接受着我们的做法对其逐步产生的改变。当我们稍微脱离整体主义的极端言辞之后，我们很快就会开始面对中间层面的一切。它是复杂的，充满着各种或高尚或低俗、或道德或下流的视角，开始面对这些东西甚至是人不得不去做的。用粗俗一点的话来说，这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你该如何构建你自己的生活”的问题——这正是一个人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保持自己的前后一致、拒绝自己身上的矛盾，为这个地方注入自己的价值，并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从而获取新的知识。

没有人能让你无事可做，仅仅因为中间层面的必然存在，人就不可能无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