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了。

由上年六月九日一百萬人上街，六月十六日二百萬人再上街抗議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至今，香港經歷了開埠近一百八十年來最動盪不安的一年。

今年六月，中央繞過香港立法會落實國安法，正式結束大家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幻想。港府官員同時將從上年開始的一連串遊行示威活動視為與港獨相關，有外國勢力干涉的動亂。

奇怪的是，民間所討論的，包括公民自由例如採訪，言論，集會自由；中央給予香港民主選出自己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承諾；對警方處理示威集會的手法進行獨立調查等，都被港府加上內地官方媒體的大力支持下，以支吾以對的拖延策略，消弭民間自發的寶貴聲音。

港府知道建制在下月立法會選舉九成大敗收場，決定先取消十二位民主派議員資格，再借疫情一用推遲選舉一年，看來和白羅斯，泰國和美國一樣，高牆總是害怕雞蛋的反抗。

事實上，歐美國家無法改變中共對港的政策。

可是美國可以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歐洲多國可以取消移交罪犯到香港的協議，日本可以將企業廠房搬回日本或者東南亞國家，國際會議上各國領袖可以就香港問題對中國有著各種質疑，中國官員在外的資產可以被銀行凍結。

因緣果報，每做一件事，都會有其後果。

中央和港府一年間對香港做過的種種，摧毀了中國過去三四十年所建立的信任和形象，不知道領導人有否計算過當中的代價?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