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一五期│2020年4月│237-258頁

前言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過程中,傳統工會、基層組織、邊緣社群等社會運動中的左翼力量,似乎並不特別投入,部分團體或個人甚至提出「左翼失語」的說法,更有自我定位為左翼的團體或個人,批評反送中運動右傾,與之割蓆。本文主要以幾份自我定位為左翼的網上雜誌的論述為研究對象,探討反送中運動中的左翼「異聲」或「失語」,以至當中蘊含的政治取態,並嘗試分析這些論述所可能產生的不經意效果。

香港反修例運動有關左翼失語的兩場論爭

《夜貓》和《國際》是兩本由港人創辦或有份參與、並自我定位為左翼的網上雜誌。於反送中(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6至7月間,這兩份雜誌開展了一場有關返送中運動性質的爭論。《國際》的編輯委員會(2019年6月13日)首先發表了〈「反送中」運動的邏輯、趨向和性質〉(下簡稱〈國際編委1〉),指出修訂《逃犯條例》其實主要針對大陸貪腐逃港走資的官富社群[i],但在香港泛民主派「販賣恐懼」的「意識形態宣傳的威力」下,再加上香港「建制派的徹底政治破產」,以及為「民族資本」利益背書因而需「負上最終和最大的政治責任」的「中共官僚政權」,令本來「不會觸及99%的香港人」的修訂案,成為了全城的「虛擬的恐懼」。文章批評,反送中運動「和自由民主無關」,骨子裏是英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顏色革命」或港獨運動。

另一本自我定位為左翼的《夜貓》雜誌,兩日後發表了署名Tony的〈駁《國際》評論反送中一文〉(下簡稱〈駁〉),批評〈國際編委1〉把反送中運動定性為「逃港官二代和富二代」「鳴冤叫屈的群眾運動」、「泛民煽動的反共恐懼,顏色革命(港獨)的先聲」是「脫離現實及不負責任」的,因為修例並非「打擊貪污官商的有效方法」,而民眾的恐懼亦不是缺乏理性基礎的。〈駁〉認為反修例運動其實「十分溫和保守」,沒有要求香港獨立,批評〈國際編委1〉只是「以空洞的社會主義口號」包裝論點,但在政治上靠近建制立場,因此是十分危險的(Tony 2019年6月15日)。與此同時,儘管沒有正面回應〈國際編委1〉,《夜貓》網站的另一篇文章〈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下簡稱〈失語〉),也間接批評與〈國際編委1〉類近的政治取態:「……令人覺得顫慄的是……為求突出『左翼』的立場,蓄意將自己的立場和主流(自由主義傾向)的群眾對立起來」(覃俊基 2019年6月18日)。

面對批評,《國際》編輯委員會(2019年7月15日)再發文〈關於立場、方法和綱領,兼答泛民「左翼」〉(下簡稱〈國際編委2〉),反指控《夜貓》的兩篇文章的立論不僅「與馬克思主義無關」,更是「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並進一步宣稱反送中「運動的公然的目標,就是要讓美國的代理人取代北京的代理人,成為香港極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宰」。〈國際編委2〉進一步批評,像《夜貓》這種「泛民左翼」,「不但無法改善工人的當前利益,還會為帝國主義徹底埋葬馬克思主義」。而對於反送中運動是否鼓吹港獨這問題,〈國際編委2〉從《夜貓》另一篇提問議會選戰中是否能「全面剷除建制派」的文章〈反送中的局勢及大方向〉(作者署名Tony,2019年6月17日),推論出這等同提出「全面剷除中共政權在香港政壇的代表」的訴求,再大膽推論出這說法其實等同「除掉『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亦即事實上的『香港獨立』」,當中隱含的假設是:「中共政權在香港政壇的代表」只有「建制派」,以及所有「非建制派」都是反「一國」或支持「香港獨立」的。

三個月後,另一場相關的網上論爭展開。一篇題為〈時代遊戲〉(夕岸 2019年10月10日)的文章指出,香港反送中運動出現了無可置疑的「右翼化」趨勢,包括「通過種族化一般中國人而非權貴的方式來實現民族構建,延續運動的動力」和「通過歐美政治精英,而非其他途徑來創建國際聯繫,強化而非挑戰已有的世界霸權體系」。〈時代遊戲〉進一步補充,儘管不能代表所有「香港人內心的真實想法」,但在「英美右翼媒體的背書」和運動的去中心化策略迴避了「意識形態爭論」的社會脈絡下,透過「佔據輿論場的核心位置」,「右翼本土」就「成為了自我實現的集體預言」。

積極報導抗爭運動的香港民間記者蕭雲(2019年10月17日),發文反駁〈時代遊戲〉對反送中運動「種族化一般中國人」的指控,認為這只是一種中國大陸官媒、網絡和國際媒體嚴重放大的呈現。根據於示威現場的直接觀察和訪談,蕭雲判斷「前線抗爭者多懷抱樸素的正義感,在無道亂世以武犯禁討回公道,背後沒有深刻的左/右意識,更遑論『種族化動員』」,他以前線black bloc並沒有特別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亦不介意以「平反六四」作為塗鴉口號為例,顯示他們並不囿於「本土」vs「左膠」(或「大中華膠」)的二元對立框架,自然也沒有透過「種族化」所有中國人作抗爭的動員。

被消失或替代的抗爭主體

兩場論爭,除了蕭雲外,參與者似乎都沒有嘗試走進抗爭者的角度思考運動的性質、意義和局限,部分論述甚至傾向以宏觀的敘事,例如〈時代遊戲〉所謂的「種族霸權的詭計」和「兩個帝國夾擊下的兩種右翼民族主義的格鬥」[ii];又或傾向用單一及同質化的抽象(或虛擬)身份,取代具體的抗爭者,例如《國際》的〈國際編委2〉以「廣大勞動人民」或「處於香港社會的底層、最受剝削壓迫的大陸『新移民』群體」,對照「親帝陣營」領導的「本土『自決』和『獨立』青年」[iii],不僅把「勞動人民」、「社會底層」、「新移民」抽象化,同時亦以單一及同質的「親帝」、「自決」和「獨立」等標簽,取代了政治立場紛雜多樣、年齡差異的抗爭者。在具體的抗爭者被貶抑為帝國主義附庸的同時,被抽象化了的「勞動人民」、「社會底層」、「新移民」則成為了唯一具「左翼」或「馬克思主義」合法性的「真正」革命者或抗爭者。

儘管〈時代遊戲〉補上「自顧不暇的香港人不需要為這種似乎從天而降的右翼聯繫背鍋」的說法,不過接下的話──「但這種聯繫得以在香港問題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上生根發芽,確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夕岸 2019年10月10日)──再次確定了「運動的右翼化」是不容置疑的現實。港人雖然不需要為「右翼聯繫背鍋」,但抗議者於運動中的主觀能動位置(agency),已讓位於「兩種右翼民族主義」,無法「撇清」與「種族霸權詭計」共謀的現實。也就是說,在當代右翼媒體佔主導的國際脈絡下,當人數只有數十或上百的美國旗手[iv]於數以十萬的示威人群中出現,所有抗爭者就會因此而被消聲或取代,剩下的只有右翼種族主義的存在。

然而,從反送中運動醞釀期開始的幾次示威現場中的民意調查數據(見表1),我們可以看到,抗爭者轉向本土派[v]的比例,的確不斷上升,由2019年3月的5.7%上升到10月的13.6%。不過,自我定位為民主派[vi]的抗爭者,則由3月的27.9%大增至10月的44.5%。而這期間減少的,則主要是依附中港政權的建制派的支持者(由13%下降至6.0%)和中間派/無取向/無回答的抗爭者(由53.5%下降至35.8%)。因此,倘若我們依據抗爭者自我定位的政治立場,把反送中運動等同為「港獨」運動,似乎並不十分靠譜。

另一方面,不同年齡層傾向民主派和本土派的上升幅度,基本上差異不大(見圖1),而從6月初至9月中的示威者的年齡統計中看到(見表2和表3),15-24歲的示威者佔總體示威者的比例不斷下降,而25-34歲的組別的比例大概維持,35歲以上的中老年參與者則大幅上升。而從居所的性質看,約三成示威者住公屋,大部分屬於低收入組群(當中包括「新移民」);另租住私人物業的示威者於不同月份的統計中佔12至21%,當中大概也有一定比例租住「劏房」的低收入階層(也包括「新移民」)。換句話說,把反送中運動定性為「青年街頭運動」並「與處於香港社會的底層、最受剝削壓迫的大陸『新移民』群體絕緣」,恐怕也言過其實。

至於反送中運動是否轉向右翼種族主義化,從民意調查和示威現場的數次抽樣研究,似乎並沒有提供到一些表面的統計數據支持。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9年6月27日)的追蹤研究顯示(圖2)[i],受訪居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在2008年後持續下降,由高峰期的超過75%下跌至反送中運動的初期(2019年6月中)的55%;與此同時,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則不斷上升,由75%升至85%。換句話說,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確實有「本土化」的趨勢。不過,這仍未能支持抗爭者確實曾「通過種族化一般中國人而非權貴的方式來實現民族構建,延續運動的動力」。


反送中運動動力的延續,或抗爭者連續幾個月參與示威或其他形式的抗爭的原因,早期是集中於「五大訴求」的爭取;於香港政府正式宣佈撤回修例後,則較側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和重啟政改引入真普選(見表4和表5),在「721」元朗警黑涉嫌勾結事件、「831」太子站警察於地鐵站及車廂內無差別打人後,解散警隊成為新的訴求──根據《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9年10月進行的抽樣研究(表6和表7,51.5%受訪者對香港警察「零信任」,並接受各種「激烈行動」進行抗爭,當中只有1.6%的對「攻擊警察」覺得難以接受。相反,「港獨」的口號或高舉美國旗只在集會或示威中零星出現。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民意調查結果,是在大部分香港大眾傳媒均被中港政權收編下出現的,它們的報導,往往透過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抗爭者的「激烈行動」,企圖合理化警察的暴力。事實上,〈時代遊戲〉推導出反送中運動「通過種族化一般中國人……〔來〕延續運動的動力」這結論,只能在「國際右翼媒體」取代了香港抗爭者主體的多元紛雜的聲音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出。


經常處於抗爭現場的民間記者蕭雲(2019年10月17日),透過近距離觀察和訪問示威現場的美國旗手和black bloc,總結出抗爭現場的衝突並不建基於中港或種族身份認同。而儘管人數不多的美國旗手的確存在右翼傾向,但其訪問的前線black bloc,從未出現「右翼的言論」,而曾流露(香港)民族主義傾向的,亦非佔多數,他們「最憎恨的對象」,是香港本地的「中共打手」──「林鄭月娥和香港警察」。這些現場的觀察,與上引的民意調查和示威現場的抽樣訪問,大概可以相互印證。

〈時代遊戲〉對反送中運動的另一個斷言,是指控抗爭者「通過歐美政治精英,而非其他途徑來創建國際聯繫」,因此只會「強化而非挑戰已有的世界霸權體系」(夕岸 2019年10月10日)。這斷言的前半部分,忽略或貶抑了反送中運動中大量的民間國際聯繫,後半部分則假設了中國大陸及其政權並不屬於「已有的世界霸權體系」的其中一個重要構成環節。根據葉瀚璋和馮志強(2019年10月2日)的統計,參與運動的示威者當中,對「我認為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一個不合理的水平」的評分,高達4.49分(最高為5)。如果「世界霸權體系」是造成全球(包括香港)的貧富懸殊的禍首,那麼要指控不滿社會貧富差距嚴重的抗爭者在「強化而非挑戰已有的世界霸權體系」,大概需要更複雜和客觀的實證分析。同理,《國際》2019年6月13日,2019年7月15日)所強調的階級利益被反送中運動(和「泛民左翼」)忽略的指控,循抗爭者的視角,也難以理解。葉瀚璋和馮志強(2019年10月2日)的統計數據中,抗爭者確實並非傳統意義下的產業工人,而是以「白領」居多,約佔整體樣本的65.5%,其中「白領但非專業人士」佔40.7%,「專業人士」則佔24.8%。但這兩類群體在評價「我認為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已經到了一個不合理的水平」均高於整體平均數(表8)。換句話說,這些一般被認為是會接受「自由主義」統識(hegemony) 的「中產階層」,並沒有完全忽略經濟平等的價值;而在香港當前的經濟結構下,約九成的就業人數屬於製造和建造業以外的服務行業,《國際》所念茲在茲的「工人利益」,是否包括這些不擁有「生產資料」的「白領但非專業人士」,尤其是當中的低收入群組?

總括來說,《國際》與〈時代遊戲〉的論述,基本上取消了抗爭者的主體位置,代之以國族主義的宏大和抽象的分析框架,壓抑了反送中運動參與者於急促變動中的社會脈絡下紛雜多樣的聲音。其論述所可能產生的一個效果,是取消了反送中運動的合理性,而非為正在進行中的運動校正方向。對此,蕭雲(2019年10月17日)的提醒也許值得認真對待:「有左翼關懷的學者必須要留意,『匿名>右翼』、『舉美國旗>右翼』等框架,一樣可以是美國自由派/國際左翼的『另類文化霸權』,蔑視並扼殺運動的全貌,一如被西方分類的土著。」

《夜貓》的取態則有點不一樣,儘管它主要關心「左翼」社會運動的狀況,而非嘗試深入理解和分析被定性為中產或自由主義的反送中運動抗爭者的聲音,但它的作者仍然沒有完全放棄在自由主義統識(hegemony)下尋找介入運動的位置。因此,與《國際》和〈時代遊戲〉的論述不同,《夜貓》提出的「左翼失語」背後所反映的情感投注,儘管並不特別關顧、甚或有點簡化及忽略了反送中運動抗爭者的主體聲音,但由於沒有完全取消他們的合理性或漠視他們的主觀能動性(agency),因此仍然有可能與抗爭運動作建設性的對話。換句話說,《夜貓》並沒有完全放棄社會抗爭運動的視野,仍有可能發展出一種克服「失語」、以社會運動作為方法的左翼進路。

「左翼失語」?

〈失語〉所轉述/表述的「左翼失語」問題[viii],似乎有點接近Wendy Brown(2000)所觀察的「左翼憂鬱」。 這種帶點大勢已去、回天乏力、眾人皆醉我獨醒味道的憂懷傷感,建基的是對「左翼」立場和分析的一種固定的、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的「反自由主義」想像。如果說「這場運動掛帥的明顯就是法治與言論自由——自由主義式的法治與自由」(覃俊基 2019年6月18日),當「不能掛帥」的「左翼」與「自由主義」完全無關,甚至勢成水火,「失語」和「抑鬱」就自然無可避免;但假若「自由主義」真的並非一無是處,而「左翼、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理論上、歷史上」也存在複雜的交錯關係,那麼〈失語〉的作者之所以「討厭自由主義者將普選、法治和自由放在神壇上」,或他的左翼朋友之所以「覺得當下運動之中過份高舉自由法治的說法實在有問題」(覃俊基 2019年6月18日,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批判的重點,似乎應在於「放在神壇」和「過份高舉」[ix],而非與「左翼」複雜交錯的「自由主義」。同理,就算在一場由工人階級主導的運動中,如果「馬克思主義」被「過份高舉」,甚至把它「放在神壇」,令「自由主義」(或「生態主義」、「女性主義」、「酷兒」等)失語,是否也值得重視平等、不全反對民主自由的「左翼」的關注和批判?

其實,〈失語〉稍後的部分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包括:「你是否在嘗試說服群眾?你又是否只求群眾的支持?當群眾的想法有問題〔時〕,你會說甚麼,又會用甚麼態度和他們說話?還是只是透過責難/顯示自己與別不同而自我感覺良好?你又是否充份理解,和你有不同意見的行動者的想法和感受?」(覃俊基 2019年6月18日),指向的是如何思考「左翼」與被「自由主義」主導的「群眾」的關係,這或許是走出「左翼失語」,擺脫「左翼憂鬱」的第一步。

不過,〈失語〉的作者似乎更關注如何說服改變「群眾」和「有效地展現左翼的視野」[x],而非開放平等地聆聽持不同意見的抗爭者的「想法和感受」,於是他的問題之中,只探討了「當群眾的想法有問題〔時〕……」左翼應採用的策略,而排除了「當左翼的想法有問題〔時〕……」,「群眾」可擔當甚麼角色的叩問。這樣的取態,恐怕難以讓「左翼」能夠真正「充份理解」持「不同意見的行動者的想法和感受」。

同樣的問題,以更決絕的方式呈現於〈時代遊戲〉對反送中運動的批判。儘管〈時代遊戲〉的作者嘗試循國際電玩社群文化的角度,分析青年抗爭者的取態和局限,但當他宣稱「反中的共識之下幾乎空無一物」(夕岸 2019年10月10日)時,仔細聆聽民眾「反中共識」所包含的各種不同的政見、情感和價值的大門已被關上,徹底放棄了認真循抗爭者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想法和感受」。[xi]而最決絕的,大概是《國際》的取態,他們主要關心和守護的,是已被「放在神壇」上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沒有意欲聆聽和理解反送中運動參與者(以至其同情者)的想法和感受,把抗爭者一律定性為「親帝陣營」領導的「港獨」青年,為的「是爭奪香港極端資本主義體制主導權」,結果將令「族群掛帥的財閥軍閥黑社會割據,一般百姓永不超生」(《國際》編輯委員會 2019年7月15日)。這種把反送中運動抗爭者視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仇敵,結論一早寫在牆上的取態,自然不會衍生出想進一步理解抗爭者的意欲。有了「答案」,「問題」或好奇心只會立刻消失。

《夜貓》開啟了「左翼失語」的話題,並嘗試提出一個直面及解決問題的方向。然而,受其自身的分析前提、框架和取態所限,《夜貓》似乎並沒有貫徹或實現其論述中所建議的方向。為此,我們或許需要直面和思考一些更根本的問題。

於反送中運動「掛帥」的,是自由主義的法治與自由?還是樸素的民間公義訴求?哪一種自由?哪一種法治?應該並能夠與「左翼」的關懷接合嗎?如何接合才能有效「挑戰世界霸權體系」?甚麼是「世界霸權體系」?為甚麼必須挑戰它?於社會運動中能夠「掛帥」的主體,可以是甚麼?是「國際媒體」、「美帝」、「自由主義」?還是願意投身於不確定的公共政治中的具體行動者?由誰「掛帥」是社會運動中最重要的問題嗎?抗爭中的「兵卒」和民間百姓的想法和情感又如何?「反中共識」下真的「空無一物」?意識形態爭論與情感政治無關嗎?在當代的社會脈絡下,「勞動人民」、「社會底層」、「新移民」具體指涉甚麼人?他們認同和支持「左翼」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行動嗎?他們都站於反送中運動的對立面嗎?倘不,「左翼」又應如何與他們相處、對話?這跟同樣不認同或支持「左翼」的「中產」或「青年」的相處和對話,又有甚麼分別?

走進民間、告別失語:《懷火》的補充

《懷火》是另一份港人創辦或有份參與的「左翼」網上雜誌,於2019年6月至8月間,發表了一系列記錄反送中運動的「左翼聲影」訪談,補充了《夜貓》所提出的有關「左翼失語」及其出路等問題的思考。《懷火》所訪問的,包括「基層組織者」或前「組織者」、示威前線的「衝組」和自我定位為左翼的知識份子等。這些受訪者大都認同「左翼」應依據民眾的日常生活,思考在大運動中基層組織的問題。換句話說,儘管「左翼聲影」的專題以「失語」的話題切入,但受訪者除了談論「左翼」在大型抗爭運動面對的困難──例如,指出顛覆民眾常識和情感像逆水行舟、事倍功半,或是階級議題不易訴說,遑論帶領運動(參見懷火 2019年8月2日);又或推動「三罷」的困難(參見懷火 2019年8月10日);以至基層民眾對法律人權以外的經濟議題、分配正義無感(參見懷火 2019年7月18日)等等──以外,亦同時嘗試循基層百姓的角度討論社會運動的局限和出路。

例如,其中一位受訪者Yashae就十分強調:「要挖掘別人的生活經驗,才可以理解你想要他們去反抗的這一個政策是如何對應到他們的生活」(懷火 2019年7月6日,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以「恐中」或「反共」為例,Yashae認為,民眾對中國大陸或共產政權的恐懼和反感,並非

本土派或泛民足以提供的,而是日常接觸下的自身理解。……在淘寶,大家會覺得簡單如購物消費都投訴無門,香港人對大陸整個地方就更沒有信心了。這些說法我在Baby Kingdom網站上就看到很多,……我想強調這些恐懼不純粹因爲情緒動員而誇大的,而是有另外的原因的,我們看到香港的制度也在崩潰啊。譬如以前不會這樣被告的人現在會這樣被告、醫管局提供資料給警方,這些都在全方位地調動人們反政府、反共的神經。又譬如運動圈也感覺到收緊的壓力,六四、七一時民陣要訂場地也越來越困難,建制的組織在地區愈發重力地打壓反對勢力。這些都讓人覺得是「大陸化」。……大家會覺得香港警隊系統和大陸公安系統有了交接的渠道,那大陸的監控制度會不會隨之被引入香港呢?(懷火 2019年7月6日,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

這種進入基層百姓(包括抗爭者)日常生活的觀察,呈現出「反中共識」下並非「空無一物」,而是充滿各式建基於對社會生活不斷轉變的認知、判斷、焦慮、不滿和恐懼等智性和感性的多元經驗。

類似的觀點,也出現於另一位受訪者黃彩鳳的表述中:

就算是藍絲,你也要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才有機會對話。……正正是有些事情所有人都覺得不可以講,成為沉默或禁忌,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常常聽到「我是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是有一點噁心的。……但你只是否定他的話,就沒有話聊了。要熟悉那個人,有基礎之下才可以對話,否則就是一種對立。……例如那位大圍殘障師奶,他嗌咪時提到經濟影響,會擔心送中後國際失信心,香港經濟轉差。這是一般市民都會怕的,但殘障家庭的擔憂更大,因為很多家人都是被照顧者,如果家裡有人失業就非常糟糕。……可能當中也有一些很主調的東西,你不能抹掉它,也可能占了他們想法的一大半,但你要一分一分地鬆動他們。……我們不應該把他們單一化,而要在他們關心的事上面紮根。但你一定要承認他們關心的事情。……可能你會覺得,大眾出來的原因可能很愚蠢,但你連數目這麼多的聲音都不理?……我本人其實在策略上也很保守的,我們也要尊重主流的做法,他們抗衡的是藍絲那種抗爭者徹底暴力的說法。(Anna 2019年10月24日,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

黃彩鳳的經驗和觀察,進一步揭示了基層民眾(尤其是師奶)的「反中共識」下的豐富認知和恐懼,包括他們對政府一意孤行所可能產生的經濟後果的判斷,以致對失業、子女未來的生活的焦慮;同時又補充了〈失語〉所嘗試開啟的走出「左翼失語」的方向。黃彩鳳比〈失語〉更願意放下對「左翼」立場的執著,更願意接受「想法有問題」的「群眾」,與他們相互學習,並以民眾的關注、生存狀態和條件作為參與社會運動的前提。

循基層百姓或(準)抗爭者的主體視野,嘗試認真閱讀或聆聽他們那些或多或少被主流滲透了的想法和感受,以理解當中的細緻差異,尋找或開拓能夠與「左翼」關懷接合的可能性,大概是黃彩鳳可以在反送中運動積極投入、克服「失語」的原因。不少受訪者都認同,基層組織的局限和基層工作不足是導致「左翼」異聲未能在大型運動中佔主導位置的原因[xii],並建議應從民眾的日常生活出發改變社運的組織方向,黃彩鳳則進一步以「師奶」的身份,展示這方向的具體實踐:由每一個師奶的強項出發,並直面每一個群體都有的困難,從中尋找「最方便的渠道去做」,參與才可以持續。當中「左翼」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是促進者(facilitators)或中介人(mediators)或轉譯者(translators),以搭建有助民眾之間、民眾與「左翼」基層組織者之間的溝通橋樑。或用另一為受訪者D的話說:「反抗者不是要學會無政府主義者(或「左翼」)的語言,而是無政府主義者(或「左翼」)要通曉多種語言」(懷火 2019年8月10日,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恐怕只有這樣,「左翼」才能夠克服失語,才能夠「在各種語言之間來去自如,……容許自己有多種思考、感受和表達方式」(懷火 2019年8月10日)。

結語

去年年底與一位在台灣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聊天,談及「左翼失語」的問題。他的回應十分直接:搞社會運動的怎會失語?我想,他的意思大概是:社會運動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從與民眾或(準)抗爭者一起參與和學習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出新的語言,以更準確地理解他們的聲音,並以此介入運動,校正抗爭的方向。因為,正如Stuart Hall所說,「政治並不反映多數、而是建構多數」(引自〈抗拒左派憂鬱〉中文譯文,參見Wendy Brown 2010:149)。「失語」的說法,只是反映的了「左翼」過於固守其過去的語言,一種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下所建立的語言,因而無法或不願發展出既能符合「左翼」的終極關懷、又能於新時局中回應民眾的情感與訴求的論述。除非,我們假設了在任何的歷史時空,都只有一種自有永有、恆久不變的語言,能夠表述「左翼」的終極關懷,但卻必然與受「主流統識」滲透的民眾的聲音相左。否則,對所有願意嘗試「建構多數」的社會運動組織者來說,從來都不存在「失語」的問題。

循這角度思考,倘若社運「組織者」,暫時未能找到合適語言,可以有效地扣連「左翼」的終極關懷與民眾的情感和認知,那麼可考慮在當前的社會脈絡下,以社會運動作為方法,再次回到根本,叩問甚麼是「左翼」的終極關懷,釐清社會運動的願景,尊重(準)抗爭者的能動主體(agency),認真聆聽民眾的情感與想法,於理論傳統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尋找新的語言,思考和尋找「左翼」社運目標與民眾訴求的可能交集,以扣連兩者、「建構多數」,開拓一種不再陷進「失語」或「憂鬱」的左翼政治。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夕岸。(2019年10月10日)。〈時代遊戲〉。《Matters》。<https://matters.news/@zoezhao/時代遊戲-zdpuAvDCA9LJirBxRY3xP75eZYZ7CPMTXu6U38mrGwQ1F2cHi>(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李立峯。(2019年10月24日)。〈抗爭運動下市民政治傾向的轉變〉。《明報新聞網》。<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91024/s00022/1571838268418/抗爭運動下市民政治傾向的轉變(文-李立峯)>(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2019年9月26日)。〈是兩極化還是一面倒?當下香港民意的共識〉。《明報新聞網》。<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 20190926/s00022/1569414396126/是兩極化還是一面倒-當下香港民意的共識(文-李立峯)>(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9年6月27日)。〈香港市民「身分認同指數」〉。《香港大學民意網站》。<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handover4v2.png>(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香港抗議活動中的美國旗手隊伍〉。(2020年1月7日)。《美國之音》。<https://www.voacantonese.com/a/hk-american-flag-bearers-20200107/5235086.html>(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國際》編輯委員會。(2019年6月13日)。〈「反送中」運動的邏輯、趨向和性質〉。《國際》。<https://international-online.org/2019/06/13/acelogic/>(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2019年7月15日)。〈關於立場、方法和綱領,兼答泛民「左翼」〉。《國際》。<https://international-online.org/2019/07/15/acepandemicleft/>(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梁啟智。(2019年10月16日)。〈2019香港示威浪潮的第五輪民意調查結果〉。《Matters》。<https://matters.news/@leungkaichihk/2019香港示威浪潮的第五輪民意調查結果-zdpuApdqDqsdobJ86HsGgU9dXTBjrgyg82oEo3v6j8XZyMUn1>(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覃俊基。(2019年6月18日)。〈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該如何自處〉。《夜貓》。<http://theowl.hk/2019/06/18/左翼的失語-當運動和世界和你有所距離時應/>(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葉瀚璋、馮志強。(2019年10月2日)。〈民怨何在?誰反修例?〉。《明報新聞網》。<https://news.mingpao.com/pns/作家專欄/columnist/20191002/s00184/1569955658135>(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蕭雲。(2019年10月17日)。〈回覆夕岸先生:反送中運動是否趨向右翼?〉。蕭雲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455190071286600&id=100003868649005>(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懷火。(2019年7月18日)。〈訪談S:「衝組」年輕人的精神狀態,前線的溝通與戰術檢討〉。《懷火》。< https://www.reignitepress.com/post/訪談s:「衝組」年輕人的精神狀態,前線的溝通與戰術檢討>(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2019年7月1日)。〈訪談Ruben:組織與組織工作的貧乏下,反送中的左翼失語與分散〉。《懷火》。<https://www.reignitepress.com/post/訪談ruben:組織與組織工作的貧乏下,反送中的左翼失語與分散>(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2019年7月6日)。〈訪談Yashae:從反送中看大衆恐懼的物質基礎,及左翼與大衆/連登的距離〉。《懷火》。<https://www.reignitepress.com/post/訪談yashae:從反送中看大衆恐懼的物質基礎,及左翼與大衆-連登的距離>(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TC11] [PH12] 

───。(2019年8月10日)。〈訪談D:Give Up Activism──所有人都在運動中重新定位〉。《懷火》。<https://www.reignitepress.com/post/fuckactivismd>(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2019年8月2日)。〈訪談李峻嶸:如何顛覆群眾的常識?──左翼組織斷裂的困境〉。《懷火》。<https://www.reignitepress.com/post/訪談李峻嶸:如何顛覆群眾的常識?-左翼組織斷裂的困境>(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Anna。(2019年10月24日)。〈訪談黃彩鳳:反送中的「師奶化」──政治化在於日常生活,師奶日常就是運動現場〉。《懷火》。<https://www.reignitepress.com/post/___c9>(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Brown, W.(布朗,溫蒂)。2010。〈抗拒左派憂鬱〉。張永靖譯。《憂鬱的文化政治》,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頁139-153。台北:蜃樓。

Tony。(2019年6月15日)。〈駁《國際》評論反送中一文〉。《夜貓》。<http://theowl.hk/2019/06/15/駁《國際》評論反送中一文-|tony/>(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2019年6月17日)。〈反送中的局勢及大方向〉。《夜貓》。<http://theowl.hk/2019/06/17/反送中的局勢及大方向-tony/>(上網日期:2020年2月15日)。

西文書目

Brown, W. 2000. Resisting left melancholia. In P. Gilroy, L. Grossber, A. McRobbie (Eds.), Without guarantees: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pp. 21-29). London & New York: Verso.


註釋:

[i] 原文指出:「按照條例的內容,只有在大陸犯下鉅額貪污賄賂、管有或清洗贓款足以被判七年或以上徒刑的大人物,才有可能被引渡到大陸」(《國際》編輯委員會 2019年6月13日)。

[ii] 〈時代遊戲〉指出:「當黑塊舉起英美國旗和MAGA標語,英文媒體蜂擁報導的時候,這場運動的右轉已經不可避免。這是一種純粹的種族化動員,通過暗示自己才是那些更親近歐美人的東亞人,主動鑽入了種族霸權的詭計。這是兩個帝國夾擊下的兩種右翼民族主義的格鬥……不論抗議者如何和懷着不良意圖的支持者撇清關係,這類街頭行動最終都只會吸引特定意識形態的國際支持者」(夕岸 2019年10月10日,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

[iii] 〈國際編委2〉指出:「中共官僚政權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親帝陣營)……親帝陣營當下領導的街頭運動,是爭奪香港極端資本主義體制主導權的鬥爭。這種鬥爭沒有、也不可能吸引廣大勞動人民的參與,更從開始就與處於香港社會的底層、最受剝削壓迫的大陸「新移民」群體絕緣。……《逃犯條例》修訂本身不過是一條導火索,它所引爆的是佔中以來親帝陣營不斷催生的本土「自決」和「獨立」青年街頭運動……」(《國際》編輯委員會 2019年7月15日,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

[iv] 例如《美國之音》的報導〈香港抗議活動中的美國旗手隊伍〉(2020年1月7日)。

[v] 在當前的社會脈絡下,一般被理解為相對同情甚至支持自決和港獨的政治力量。

[vi] 在當前的社會脈絡下,一般被理解為相對缺乏明顯的港獨傾向,部分甚至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vii] 該計劃已於去年(2019)年中結束。

[viii] 〈失語〉一文表述:「……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卻又偏偏被這些自由派的聲音主導,群眾亦明顯是因為這些理由起來抗爭。……不參與這場運動嗎?這不就是脫離群眾?參與這場運動嗎?卻又無從發出自己左翼的聲音,更是要重覆著自由派的觀點。……聽著在街頭有人喊起言論自由法治那些,群眾歡呼,……覺得有點難受,甚或倒胃。……左翼尷尬的地方,就是它固然反對香港司法的倒退,但也覺得當下運動之中過份高舉自由法治的說法實在有問題。簡而言之,就是我們固然反對,但反對的具體細節和主流有很大的距離。但在一場已經去到百萬人上街,群情洶湧的情況下,這種反對原因的討論實在不會有多少聽眾。……如果在當下嘗試展現你左翼的立場,反自由主義的理據又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和群眾意見相左之餘也像在打擊運動,但你又不是不反對逃犯條例──簡而言之就是不符合運動現實。所以焦慮、壓抑、失語」(覃俊基 2019年6月18日,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

[ix] 〈失語〉之後亦指出:「只要你願意進入複雜的細節,具體的形勢,而不是只抱著立場,或是不抱著立場,那就不會太過份」(覃俊基 2019年6月18日,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關注的也不是「左翼」vs被自由主義主導的群眾之間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過份」與否的問題。

[x] 「我們需要有這樣的耐性和理解,不能就此從運動中退卻,要和群眾站在一起,才能慢慢說服他們左翼的願景,哪怕我們有時發現,不是每一次的運動或抗爭,我們都能有效地展現我們左翼的視野」(覃俊基 2019年6月18日)。

[xi]〈時代遊戲〉的批判也不是全無道理,尤其指出去中心化或沒有大台的運動策略的局限,以權宜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表述,迴避了運動的理念哲學或意識形態的論爭───或更準確地說,失卻釐清運動的願景和目標與行動的關係。

[xii] 可參見Ruben的訪談(懷火 2019年7月1日)、Yashae的訪談(懷火 2019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