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家的生活用「以廠為家」來形容實不為過,因為我們每天在炮竹廠逗留的時間要比家裡長很多,媽媽要獨力撫養兩個孩子,每日天未亮便起床,大約六、七點便出門往廠裡跑,我和哥則還在被窩裡,到點才自行起床梳洗上學去,下課後到炮竹廠等媽媽收工,直到晚上凌晨時分,母親洗完藻才領著我們回家,我們家在市中,從炮竹廠走回家要近一小時,到家的時候過了凌晨一點是常事。

對於一個民智未開的稚童來說,根本不知道政治鬥爭是什麽回事,在兒童的角度裡,一顆糖果或一具洋娃娃都比一個權位或一堆黃金來得重要,在小時候,感覺外在環境的人和事都是一片祥和氣氛,那知什麽是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更不會感覺到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矛盾存在,直至澳門發生了「一二三事件」為止。

氹仔坊眾學校事件成為一二三事件的導火線

氹仔雖然是個小島,但影響澳門一輩子命運的「一二三事件」火頭卻在這裡點燃了,那天在一個山坡的巨石上,站著一群六、七歲大的小孩,他們露出一臉驚鄂的神色,全被山下的暴力情景嚇呆了,一群大約30多人的年青男女,正被手持警棍和盾牌的警察趕進施督憲正街上一間塌了頂的破屋裡,警棍此起彼落劈頭而下,有人血流披面,有的痛苦哀號,這事發生的起因是氹仔坊眾小學擴建校舍被市政府拒絕所至,事件繼而引發了十二月三日的「一二三事件」,而那塊巨石今天仍屹立在氹仔聖善小學校門對開的斜坡上,為澳門歷史留下了見證,是史冊上的一個活印記。

其實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角力一直都存在著,澳門的左派學校表面上是一所學校,實質上是中共在澳門的洗腦機器,從意識形態上令你對共產黨產生好感,再來就是培養積極份子,這不是憑空捏造,當年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的時候,所有「愛國」學校師生,均要列隊親赴追悼會場向兩人的遺照行深躹躬禮,而曾在左派學校讀書的內子告訴我,他們平日經常要拿著毛語錄學習和研讀毛澤東思想,每次中國大陸有什麽政治運動,校方便暫停所有教學活動,全部學生齊來學習什麽「批林批孔」、什麽「反擊右傾翻案風」之類的東西,當然每天的升旗禮唱國歌更是指定動作。

我卻沒有妻子那麽「幸運」可以在愛國學校讀書,媽媽告訴我,在我適齡入學時,很多「老大姐」到工廠來串門子,遊說我媽把我送入氹仔坊眾小學讀書,經我媽多番拒絕而作罷,母親心明這些學校的葫蘆裡賣的是什麽藥,結果哥哥和我都在天主教開辦的聖善小學就讀,當年很多天主教學校與台灣的關係十分友好,有些中學畢業生經校方保送可直接到台灣升讀大學,而我哥在小學畢業後,校長和教務主任尹老師便幫忙報讀了聖若瑟中學,這所中學是澳門早年教師的培訓基地,很多畢業生更進了台灣師範大學繼續學業,為澳門製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專業師資人材。

「一二三事件」發生後,以前每逢在「雙十節」在炮竹廠內和街道沿途可見的青天白日旗通通消失了,我們工廠的總經理和親台公司的老闆連夜出逃,很多房子被人用木板查封,屋外漆上「打倒英美帝國主義」或「打倒白皮猪走狗」等字句的牆壁比比皆是,很多人都明白澳門已變了天,而且來得急速、嚴峻,有些家庭趕不及變賣房產而人去樓空,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片緊張氣氛,就像一個失衡的天秤,倒向了放滿紅色法碼的一側,留下的人大部份噤若寒蟬,很多天主教學校從此不再觸碰任何政治議題,而另一方的積極活躍份子則敲鑼打鼓,高唱偉大的祖國勝利了,自此澳門的社會形勢再也無法恢復平衡,這包括大眾媒體、政治勢力和經濟重心全面赤化。

可幸在這種窒息的政治空間下,中共並不能完全控制到澳門的資訊,很多澳門人並不是完全被封閉著,因為香港電子媒體的大氣電波範圍能覆蓋到澳門,澳門人最幸運的是可以隨時收聽到來自香港的廣播,我媽每天一邊工作,一邊收聽香港不同電台的節目,那台日本製火紅色的收音機,成為我們吸收外來資訊的主要來源, 透過新聞節目我們知道香港的「六七暴動」是什麽回事,廣播評論員林彬被扔進車內的汽油彈活活燒死的恐怖新聞,我們當天便知道。除了新聞報導之外,在收音機裡常常會聽到很多台灣歌星的名字,姚蘇蓉、青山、楊燕、尤雅和奚秀蘭等等,一首又一首的國語流行曲,包括《今天不回家》、《月兒像檸檬》、《高山青》和《往事只能回味》........每首我都耳熟能詳。

香港六七暴動

澳葡政府在中共政權成立之後,本想將澳門管治權交還中國,但當時中央領導人恐怕收回澳門會引發香港人的信心危機,失去一個吸取西方物資的管道,對剛成立的政權不利,所以沒有考慮葡人提出的要求,但眼看在港澳兩地國民黨的勢力難以服膺,便想盡辦法把他們清除,結果澳門因為葡國推行「非殖民地化」的外交政策,和澳葡政府管治能力的軟弱,中共藉著「一二三事件」成功地把國民黨勢力在一夜之間掃地出門,從此澳門像孫悟空一樣頭上多了一個緊箍咒,所有行為均被這個緊箍咒控制著,而背後操作的不是觀音大士,而是一個極權的獨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