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思考之恶
这周在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周末想放松一下，于是看了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
1961年，已经移居美国多年的德裔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旁听了纳粹军官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与她想象中的恶魔形象相差甚远，他正常、理智，将元首的命令视为法律，一丝不苟地执行到底。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杀过一位犹太人，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自己只不过是负责安排火车出发的频次、时间，车厢装载的人数。至于这趟火车是否开往集中营，等待犹太人乘客的又是何种命运，一概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在他的叙述中，他既不是这场大屠杀的编剧，不是导演，更不是制片人。只是一个无足轻重，随时可以被替换的临时演员。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最大的恶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放弃了思考，放弃了人之为人最独特的能力，因而也就无法做出道德是非的判断。恶被分成了无数个细微的小份，每个角色都感受不到其重量。角色A只是登记了一下犹太人的信息，角色B只是安排了一下谁在什么时候做火车前往集中营，角色C只是毒气室的看守……角色Z可能什么都没做，只是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仍然保持了沉默。每一个角色都没有杀人，但是无数个角色组成的集体，却杀了人。正是无数普通人、nobody的“平庸之恶”，最终拼凑出一个完整的邪恶链条，将人类文明推向了深渊。
但既然这种恶是平庸的，就不会是激进的。将无数平庸之恶连接的，正是隐藏在背后的，金字塔顶端的失控的、巨大的权力。这种力量将一个个螺丝钉连接起来，成为一台轰鸣的机器。
权力先“威逼”，用恐惧制造沉默，震慑无数普通人。在电影《窃听风暴》中，邻居发现男主被监听了，立刻被警告，如果胆敢将此事泄漏出去，女儿就会被大学除名。
再然后“利诱”，跟随体制有诸多好处，升官发财，嘉奖荣耀。权力将社会中的一切资源收拢，以至于有抱负的人会发现，只有这一扇门可以敲。
最后用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它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滤镜，复杂的现实透过意识形态后，都能被归纳到一个预设的公式化图景中。你所知道的一切全是权力想让你知道的。
绝对的权力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没几个国家敢说比中国更有发言权了。一边读70年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边冒冷汗的，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吧？
现实生活中不是也有很多像艾希曼这样的，没有反思能力的人吗？
与其说平庸之恶，不如更直接地说“放弃思考”之恶。它如此微不足道，仿佛没有这一点反思性，我们的生活仍然能磕磕巴巴地过下去。生活的全部不过就是面前的一方小桌，一张表格，一项任务。来什么，就接什么，就做什么。
苏格拉底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活着而不作系统性思考，就好比制作陶器而不遵循技术程序，或者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技术程序。谁也不可能单凭直觉或想象就能做出好的陶器；那为什么认为过一种比这要复杂多的生活，就不需要对其前提和目标进行持续的思考呢？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认为生活有那么复杂。或者是生活中的琐碎已经让人足够疲倦，再无心力去思考何为良好生活了。就像大江里的一只鱼，随波逐流是最轻松的。为什么还要想，我该游向何方？人们往往主动选择对自己无法改变、无法承受、无法超越的事情保持无知。因为在知道之后，会被无所作为与良知的困境反复拷问：知道又有什么用？活着就行，还想怎么样？个体，难道不是时代下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吗？
问题的关键是，到底是先有“放弃思考之恶”，还是先有绝对的权力？
绝对权力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就登上金字塔，它也是由一粒粒尘埃组成的。它缓慢的、悄无声息的将触手伸到无数细微处。你放弃思考，或不能提前思考，它就会壮大，甚至来得措手不及。
如果当时的德国民众主动反思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动反思狂热的超级民族主义，历史是否会被改写？如果人们拒绝用绝对权力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纳粹又是不是能免于走向反人类的深渊？
如果人们意识到，放弃思考之恶是如何一点点被连接起来，让整个集体走向懒惰与极端时。那么，主动的反思“体制的思想”，主动的反思“不容置疑的话语”就会成为每个人的义务。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拥有看见完整图景的视野，避免作恶而不自知；因为只有这样做，当遇到反对意见时，才能坚定、理性地回应，经历暴风雨而信心不动摇。
大山难道不是石头聚集而成的吗？石头难道不是尘埃聚集而成的吗？
有思想的生活需要哪些条件？这个问题苏格拉底也早就回答过了：我们不需要经过多少年正规的教育，也不一定需要闲适的生活。任何人，只要有好奇心，思维正常，就可以对一种观念进行评估。一项论断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它是否被大多数人所主张，或者长期被重要人物所信仰。如果它能够被合乎理性的驳倒，被证伪，那么无论有多少人相信，无论相信它的人多么伟大，这种论断仍然是错误的。
主动地寻求个人思考，坚持独立地思考，是过上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我始终秉持的态度是，绝大多数人是理性的存在，这是互相理解，互相联结的根本基础。
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不放弃思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