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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思樂

原載台灣蘋果日報專欄，原文鏈接《美國左翼參選人的外交政策夠看嗎》

如果說，2016年桑德斯的異軍突起標誌著左翼理念首次登上美國主流政治的舞台，2020年的美國大選可以說是左翼政治人物首次被視為總統之位的有力競爭者。兩位左翼參選人桑德斯和沃倫的支持率一直在民主黨初選競爭者中排前三，沃倫曾短暫登頂，桑德斯則在愛荷華初選的預測中拔得頭籌，兩人的支持率總和還遠超溫和派民主黨人拜登。預計在初選後期的棄保效應下，民主黨很可能最終會推出一位左翼候選人跟川普競爭總統。

然後，左翼政治人物的政策亮點一般在更平等的國內政策，而他們的外交政策是什麼？很少人能說得清楚。我和我的中港臺朋友們有時也會討論一下，誰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可能對香港、台灣和中國的人權民主問題更有利。

我的朋友圈大多是接觸過社會運動或媒體行業的青年人，可以說無人喜歡川普，而拜登由於在美中貿易戰如火如荼時曾表示美國不必視中國為競爭對手，普遍被認為會對北京較為溫和。我的朋友們大多是自由左翼，難免對沃倫和桑德斯更有好感，也期待他們標榜的道德感多少能帶來一些有「主持正義」色彩的外交政策，但我對這此相當有保留。

沃倫和桑德斯作為左翼參選人，相比推崇全球化的傳統民主黨人，對中國的資本和廉價勞動力難免持警惕立場。這看起來對中國自由派和港台似乎是利好因素，但其實他們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不感冒是對自由貿易總體不支持的縮影。那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就不是一個很好的賣點，而其他亞太國家也難以指望美國會通過重啟TPP遏止中國在亞洲的壓倒性經濟地位。左翼政治可能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從全球政治經濟的角度，對中國的相對經濟地位不一定全然是威脅。

沃倫和桑德斯確實都表達過中國人權問題的關切。桑德斯較關注西藏和信仰自由議題，這可能是他多年從政積累的紀錄，而沃倫近期投入得更多，她聲援了香港，也曾支持對中興的制裁，兩人都關注過維族問題。然而，這些人權參與可以說僅是遵從政治正確的程度，美國國會中許多類似的譴責性、授權性人權提案都以壓倒性優勢通過，支持過這些提案不代表就能在其他利益面前「捍衛自由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左翼政治人物在抗擊中國威權擴張方面有兩個弱點。

第一，左翼政治圈的外交政策基礎差，很少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專家，一旦執政很可能還是要依賴傳統的民主黨外交人才，那麼沃倫或桑德斯執政可能跟拜登執政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別不大。

第二，左翼政治有強烈的「反帝國主義」傾向，這在實質政治中很可能變成「不干預」，也就是聲援、表態可以，但對直接介入非常謹慎。比如，近日川普下令刺殺了伊朗軍事領袖後，桑德斯就重新提案要求削減美國針對伊朗上的軍事投入。但在威權現代化的背景下，這種多聲援、少介入的外交傾向，能否有效地抵抗威權擴張，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總體而言，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候選人對外交政策的展現一般都偏弱，畢竟美國選民主要關心國內政策，黨派初選中外交政策的討論則更冷門。民主黨的初選辯論在歷經六輪後，參選者們才短暫地討論了一下貿易政策，而且是美加墨的自貿協議，沒有談到美中貿易戰，就更不用說香港、台灣之類的議題了。預期要到民主黨正式決出候選人之後，關於外交政策的選戰交鋒才會逐漸變多。左翼候選人若在民主黨出線，她或他的外交策略為何，值得持續地重點關注。



作者趙思樂為資深中國政治記者，中國社會運動參與者，現就讀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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