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說，《郵差總按兩次鈴》是史上第一部將性與慾望植入推理小說的作品，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書於1934年初版，作者是詹姆斯·凱恩，不但名列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雖然位列第98名），更是在1939、1942、1946、1981年四度改編成電影。



　　本書篇幅不長，不應爆雷。但書中有一段警官、律師及保險公司玩弄司法制度的情節，頗值玩味，或可一提。

　　事情是這樣的，Ａ男與Ｂ女為夫婦，Ｃ男是姦夫。Ｂ、Ｃ合謀要殺害Ａ。

　　計劃如下：Ｃ邀Ａ喝酒，灌醉Ａ。再由Ｂ開車載三人到險峻山路上，Ｃ打死Ａ，將車子推下山坡，假裝發生車禍致Ａ死亡。Ｂ、Ｃ二人再爬下山坡弄傷自己，Ｃ跳入車中假裝因車禍受傷，Ｂ則再爬上山坡假裝求救。執行過程完美。

　　不料Ａ在生前投保了大額人壽保險，保險公司不想賠，找上警官幫忙。

　　警官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形下，將Ｂ、Ｃ二人隔離偵訊，恐嚇Ｃ說他有謀殺的嫌疑（雖然事實如此）；再利誘Ｃ說，這件的死者Ａ男投保大額的人壽保險，因此受益人Ｂ婦一定是殺人犯，如果Ｃ沒有參與謀殺，就應該以車禍被害人的身分，對Ｂ提出殺人未遂的告訴，這樣才能證明自己是清白的。如果Ｃ不提出告訴，那一定是共犯沒錯，警方是不會放過他的。

　　（經濟學上的議題「囚犯的兩難」，不意早在此書情節中出現。）

　　傷後意志薄弱的Ｃ，見不到Ｂ，講不上話，又受不了警官的恐嚇，就簽下了告訴狀。警官再利用保險公司的人員作為初審時的證人，向法院證述說：依保險公司的調查，本件明顯有謀殺的犯罪跡象。警官以此手段將Ｂ拖入訴訟中，並將吊死的繩圈一步一步套上Ｂ的脖子。

　　本件的未亡人Ｂ若是殺死Ａ的殺人犯，保險公司當然就不必付Ａ的身故保險金給Ｂ了。警方和保險公司，組成了一個完美的共犯結構。

　　萬萬想不到的是，Ｂ、Ｃ二人所聘請的律師更絕！

　　首先，律師發現死者Ａ除了投保高額的人壽保險外，還保了鉅額的第三人責任險，保額足足有人壽保險的兩倍以上。律師首先代理Ｂ婦在車禍殺人事件中認罪。如此一來，同在車上受傷的Ｃ男，就成了這場謀殺車禍的被害人。因此，Ｃ可以向承保第三責任險的保險公司請求鉅額的保險金。

　　律師找來這家承保第三人責任險的保險公司，告訴他們這下可要賠慘囉！

　　然後，再找來死者Ａ的人壽保險公司一起商談。承保第三人責任險的保險公司為了降低損失，便對人壽保險公司說，這件還是當Ａ是意外死亡吧！Ａ的身故賠償金，我幫你出。人壽保險公司為求儘早從訴訟中脫身，也樂於接受。

　　於是乎，在法院第二次開庭時，檢方證人即人壽公司的代表，突然大翻供，說依據他們進一步的調查，本件車禍確實是意外沒錯，並沒有什麼犯罪跡象，之前可能是一場誤會，公司非常樂於賠償保險金給Ｂ云云。

　　既然會蒙受重大理賠損失的保險公司代表都這麼說了，檢方控告Ｂ謀殺親夫的罪名，也就難以成立。這時候律師站起來，假裝很尷尬的說，之前是因為聽了保險公司人員的證言，為了當事人Ｂ在訴訟上的最大利益，因此才勸Ｂ認罪，並請求庭上從輕量刑。不料事情居然有此變化，因此Ｂ要撤銷認罪云云。

　　就這樣，Ｂ、Ｃ這對殺人犯，只有Ｂ被輕判了個過失致人於死，緩刑結案。Ｂ還另外領了一筆鉅額的人壽保險金。

　　當然，小說的結尾，Ｂ和Ｃ並沒有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但這段保險公司、警官與律師三方大鬥法的情節，卻在在顯示了司法制度沒有人性的一面。

　　保險公司一心只想不要賠錢；警察一心只想弄個大案；律師為報私人恩怨，一心只想整倒死對頭警官。三方面都不擇手段，卻沒有任何人真的關心死者，或者在乎所謂的正義是什麼。

　　法院變成一個利益的交易所。人命，於此變成交易的客體。

　　我記得有一部電影台詞是這麼說的：「法庭內是沒有事實的。」或可譯作：「於法庭內追求事實之努力均屬徒勞。」

　　也許這就是真實世界中殘酷的一面。本書在某個面向上，當為這句台詞作了最佳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