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中文版的封面，駱駝出版社。

閱讀心得：

龔鵬程在「台灣文學四十年」這篇文章提到的台灣文學史問題，我將他書中的話拼湊起來，做成幾千字的摘錄，給大家看看。有些問題在中文、台文，以及其他系所師生這幾十年來的努力之下，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不過仍有些問題需要持續努力或是警惕，儘管龔鵬程的政治立場、文化認同，與許多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筆者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們不應該「因人廢言」。

當中有一句話滿犀利的，他說：「一篇爛東西，不會因為它努力愛台灣、用心認同台灣、具有反帝反侵略反壓迫的什麼台灣人精神，就忽然變得金光熠熠，可以號稱是文學，且足以留名於文學史冊。一如屈原不認同中國，文學史也無法將它除名。」確實，作家、學者不論抱持某些意識型態，或是某某精神，並不能將自己作品的粗糙、不成熟合理化，甚至予以聖化。


這本書大致的內容，有以下幾點：

★台灣詩歌的童年：文治社會的形成、士紳階層的出現、文人階層的表現、台灣詩歌的特點、折枝與竹枝詩歌

★台灣文學四十年：豐富、或者空白？—戰後到國府遷台初期、反共，以及其他！—所謂反共戰鬥的年代、論爭、論述、論難—文學史解釋權的爭奪、回顧的眼光與方法—歷史、文學、文學史

★武俠小說的現代化：呼喚新武俠的聲音、新派武俠出現江湖、武俠小說的常與變、從武俠小說到小說、敘述模式之變革史

★商戰小說新世紀：新商戰歷史演義、現代企管思想之發展、「日式管理」的衝擊、現代企管與傳統政治文化、傳統文化與社會發展的辯證關係

★論高陽說詩歌：文學與歷史

★本土化的迷思：文學與社會：過激的本土化、法西斯的幽靈、對土地的迷信、戀母弒父情結、迷思化的本土


以下是針對他書中內容所做的摘錄：

一 對歷史進行高度簡括化約之工作，必須排除大量認知材料，養成了漠視事實的論述風氣。

 「……因為出版量太大了，整個文學界出版界又缺乏嚴格且長期的評選制度，大多數的作品作者都消融於季節變換的溫度中。故偷懶的觀察者，既無力面對如此龐大的文學現象，便可不斷依其意識型態來建構所謂的台灣文學發展地圖，或想當然爾地描述文學發展之趨向，不需要再注意什麼事實。」

「……顯見此類論述系以小說為主軸的，詩與散文之發展並不居時代標示者的地位，故可逕予漠視。且唯有漠視現代主義在五○年代主流之事實，才能解釋五○年代是個意識型態宰制與對抗的時代、六○年代是「提倡以『橫的移植』來代替『縱的繼承』、產生西化與游離現實的『無根與放逐』的年份(均見葉石濤，前揭書)」 


二 排除大量認知史料，對歷史採取單線簡化之敘述 

「本土主義的論述者，把台灣文學史先一刀劈成台籍人士或外籍人士的文學，具台灣意識或不具備的文學、所描寫為台灣社會或非台灣社會之經驗的文學，然後提出一套愛台灣、認同鄉土之類的『標準』，心安理得地把後者切除在外。於是台灣文學史的研究與論述對象就去掉一大半，只剩下一小撮可做為『真正』台灣文學史的材料。再以小說為敘述主軸，漠視或排開其他文類(傳統形式的詩、詞、曲、古文、駢文、戲文，現代文體形式的散文、詩、劇本等等)，討論對象又更縮小了。而就在如此狹小的範圍中，有些人還要進行再區分，劃掉非現實主義的作品。依此構成之文學史敘述，其貧瘠、單調、簡陋，可想而知。」 

「非本土主義或許不致如此激烈，也不必進行台灣文學史的省籍、台灣意識、經驗內容區分，但『新/舊文學』、『純/通俗文學』的分判是普遍存在的。……」 

「至於所謂『通俗文學』，更是難以辨識其與『純文學』的本質區分究竟何在。如歷史小說、武俠小說、科幻小說、愛情小說、推理小說等，其實都是類型小說，絕不能因其流通廣遠便開除它的文學籍貫，貶為『通俗作品』，而心安理得地不予論議。何況，在台灣，通俗文學與所謂純文學作品群重疊度很高。許多正統文學的作家，往往也是『通俗文學』的主要創作人……除非我們固執浪漫主義時期的品味，我們便不能不以所謂通俗文學為現代文學史中極應注意的角色。」 

「而假如從所謂通俗文學的角度來勾勒台灣四十年來的文學史……也正暴露了我們現今以純文學為範圍的論述，其實充滿了虛矯，所構造的也只是單線簡化之歷史。」

 

三 單線簡化的歷史論述，因為缺乏豐富而具體的認知材料，所以往往只成為運用一套簡單概念或「史觀」編列有限材料之作 

「這種現象，呂正惠在評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時，曾經非常準確地指出：作為一位歷史家，我們應該盡力求取歷史的具體過程，讓我們的史觀建立在具體而廣闊的歷史基礎上：台灣文學界有時太過重視意識型態而忽略客觀的知識，故既不能說服別人，又變成小圈子內的自我標榜認同。這段話真是語重心長，也與我們的看法若合符節。」

「鄉土文學論戰以後，受整體社會政治形勢之發展所影響，論述台灣文學史者，大多高舉現實主義大旗，以之為創作和批判的南針……。」

「這種立場或文學觀，運用在台灣文學史的論述上，會出現什麼問題呢？是對於不寫社會之實而探索人『存在處境』、心靈狀況、意識內容的作品，因無法理解也不予認同，故輕予貶抑或摒棄不論。對寫其他『社會』之作品，如科幻、歷史文學，或以大陸、美國、香港、東南亞華人社會為描寫對象者，亦完全不能也不願處理。其次，處理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極為機械單調，大抵停留在『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層次，將文學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看成一對一的符應關係。三為一旦相信文學是社會的反映，則對文學發展歷程解釋，便必然導向那『社會究竟是何性質』的爭論。」

 

四 偏重文學社會性的論述，不僅對社會所知有限，更忽略了文學的自主性 

「……文學之發展，自有文學上的理由與藝術追求，對不能只從外在社會面去解釋。而這種以建立『文學的文字』為目標的文學創作及批評行為，事實上也綿互數十年……文學史的探索，必須注意文學內部典律構成與瓦解、風格沿續與變遷、體式綿延與擴大之類的問題……文學正如其他各種社會事物一樣，本身也有其規律與運作方式，不全然與政治、經濟狀況合拍的。可惜我們少了明白這一簡單道理的研究者，所以在台灣文學史論述中，特別欠缺文學自主發展的觀點。」 

龔鵬程認為當前討論台灣文學史者欠缺各種基本史學訓練，往往隨意檢擇事例，鋪衍構架之，不僅高度簡化歷史內容，且有意構造出一種單面的歷史，彷彿台灣的文學「一起始即具強烈的抗爭性與明顯的悲愴色彩」。他也認為一些文藝界人士在論述文學史時，往往具有「為自己定位」的性質，藉著歷史論述來「自我表白」、「自我證明」、「伸張自我意志」，而不太懂得如何將自己身歷其中的事情，予以客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