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共同體的生成並不如同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的說的必須建立在社會契約或文化共同體的基礎之上，歷史上多半的政治共同體往往來自征戰、征服的結果。台灣做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所體現的是近代東亞走向西方國際體系過程中偶然誕生的結果，歷經與國民黨政權所帶來的國家統合殖民體制，直到九零年代大眾民主化以後即完成實質上的民族國家政治共同體的形式。

然而，台灣人的自我認同與自我統治在地緣政治尚未穩定的東亞仍是前途不定的，小國的自立不得不受制於大國之間的折衝，有時甚至必須審時度勢的選擇有利於自身存在的政治勢力，不惜與他國展開激烈的對峙。在台灣近代史過程中，台灣總是作為東亞強權勢力的秩序輸出前線而存在著，二十世紀早期為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南進基地，中晚期則是美國自由主義反共陣營的第一站線，這使得台灣雖然總是在新一輪的國家統合過程中遭受無比的人權傷害，卻又總在時勢變遷時成為歷史的贏家。這樣的矛盾過程只有在台灣人自身取得政治權力後才告終結，但這也使得內部尚充滿認同混亂、無法順利取得政治共識的現象一再發生。

當前的美中新冷戰或許另一次許於台灣人的好時機，這次台灣人並非再是由殖民政權強迫走向新秩序的內部，而是由台灣本土政權透過大多數的民意，選擇了與世界多數的民主自由陣營，對抗東亞大陸尚步步進逼的極權主義政權。雖然不能預測台灣在近期內會遭遇什麼樣的挑戰。但依照歷史經驗的觀察，做為西方秩序輸出前線的國家幾乎能在地緣上佔有政治、經濟的優勢地位，更何況是由民意支持的本土政權帶領，避免了秩序轉移時容易造成的大規模人權侵害。台灣人一定要把握這個時機，勇敢站在東亞秩序變革的第一線，成為秩序輸出母國的代理人，這才是小國之所以能夠持續存在與繁榮的秘訣。